榆山縣衙提供的臨時住所里,燈燭徹夜未熄。
宋慈坐在一張硬木書案后,面前攤開著林知縣連夜派人送來的、墨跡尚未全干的名單。上面羅列了榆山縣近三個月來所有記錄在冊及地保口頭上報的盜竊案,林林總總十余起,事主、住址、失竊物品、報案(或知曉)時間,一一在列。
他的目光沉靜如水,逐行掃過那些名字和信息,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輕輕敲擊,發出規律而低沉的叩響。隨行的老書吏坐在下首,就著燈光,將名單上的信息謄抄整理,并按發案時間、地域進行歸類。
“大人,”老書吏抬起頭,揉了揉發澀的眼睛,“榆山縣的卷宗已反復核對三遍,確實不見那樁輪奸案的絲毫痕跡。如今這份名單,大多也是雞鳴狗盜之事,與陳溝縣所言之惡性,相去甚遠。”
宋慈沒有抬頭,聲音平靜:“卷宗是死的,人是活的。若人人遇事皆敢報官,天下便無冤屈了。尤其涉及婦孺名節,沉默者,十之八九。”
他伸手指向名單上的一個條目:“你看這一樁,城南貨郎張貴家,夜半被撬窗入內,竊去銅錢三百文,粗布兩匹。事主并未報官,是地保巡夜察覺異常,詢問后方才得知。”
“還有這一處,”他的手指移到另一行,“城西寡婦王氏,自稱晾曬的衣物夜間被竊數件,亦未聲張,是鄰里閑談,被地保聽聞記錄。”
老書吏若有所思:“大人的意思是,連這些微小失竊都因各種緣由未能正式報官,若真發生那等慘事,苦主選擇緘默,也并非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是極有可能。”宋慈打斷他,終于抬起頭,燭光在他深邃的眼中跳躍,“但正因如此,才更需要實證。恐懼和羞恥可以讓人沉默,但罪行本身,只要發生,就必然會在世間留下痕跡。血跡、足跡、被翻動的現場、遺失的物品、乃至目擊者無意的一瞥……這些,不會因無人報官而徹底消失。”
他站起身,在狹小的房間里緩緩踱步:“陳溝縣牢子聽到的供詞,言之鑿鑿,提及‘貢生家’、‘輪奸’、‘剁足’(或為盜鞋)。若此供詞有幾分真實,那么案發地,必然有一個符合‘貢生’身份的人家,近期遭遇過盜賊。榆山縣的卷宗和這份名單上,可有貢生報案的記錄?”
老書吏立刻低頭翻閱剛剛整理好的名錄,仔細核對了一遍,肯定地搖頭:“回大人,沒有。名單上所列事主,皆是平民百姓,并無功名在身者。”
宋慈停下腳步,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有兩種可能。其一,案發地并非榆山,信息有誤。其二,案發地在榆山,但這位貢生,甚至連地保都未曾告知。”
他轉過身,語氣決斷:“明日,你帶兩人,依據這份名單,逐一走訪這些失竊案的事主,尤其是未報官的那幾戶,詳細詢問當晚情形,留意是否有不尋常的細節,或是否聽聞過類似的風聲。記住,態度需溫和,勿驚擾百姓。”
“是,大人。”老書吏躬身領命。
“至于本官,”宋慈的目光重新落回名單,眼神銳利,“要去會一會這榆山縣方圓左近,所有記錄在籍的貢生。”
接下來的兩日,宋慈帶著另一名隨從,開始了對榆山縣及其鄰近鄉鎮所有貢生的拜訪。這是一項繁瑣而需要耐心的工作。貢生雖算不得正式官員,但在地方上亦是享有特權的士紳階層,宅邸多分布于縣城較好的地段或鄉間較大的村落。
宋慈的到訪,往往讓這些讀書人感到意外乃至惶恐。他身著官服,態度卻并不倨傲,只言明是為核查一樁盜案線索,詢問近期家中是否遭遇盜竊或異常情況。
得到的回應幾乎如出一轍。貢生們或茫然,或肯定地表示家中平安,未曾遭賊。有人熱情邀約飲茶,試圖探聽風聲;也有人面露不悅,覺得官府無事生非,打擾清靜。一圈走訪下來,竟無一家符合“近期遭竊”的條件。
日頭偏西,宋慈站在最后一戶受訪的貢生家門口,看著那緊閉的、并無任何異狀的大門,眉頭微不可察地蹙起。隨從低聲道:“大人,榆山縣內登記在冊的貢生,都已問遍了。看來……”
宋慈抬手,止住了他的話頭。他心中那份基于卷宗和初步調查形成的疑云,正變得越來越濃重。陳溝縣李知縣的奏報、牢子的偷聽、金鈴子的部分供詞,所有這些指向榆山縣存在一樁駭人罪案的線索,在榆山縣本身的官方記錄和初步民間走訪中,竟找不到任何堅實的支撐點。
這絕不正常。
若案件純屬子虛烏有,是金鈴子信口胡謅或牢子聽錯,那為何細節能具體到“貢生家”、“輪奸”、“盜鞋剁足”?這些詞匯組合在一起,具有一種反常的、令人不安的“故事性”。
若案件屬實,只是苦主隱瞞,那這位“貢生”的保密工作做得也未免太過完美,連同縣的同行、鄰里都無人知曉?地保毫無察覺?這在一個熟人社會里,難度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