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演變為門閥子弟的晉升階梯,寒門難以上升。盡管文化藝術達到極高成就(出現了類似《清明上河圖》的《洛陽盛景圖》等杰作),但社會矛盾如地火暗涌。
新趙則展現出驚人的活力。他們建立了獨特的“海陸雙軌制”:本土實行改良的均田制,保障農業生產;海外則通過特許商團進行貿易擴張。
新趙朝廷設立“四海監”,系統收集航海圖、各地物產與風土情報。至十一世紀中葉,新趙艦隊已定期航行至巨港(今印尼)、錫蘭(斯里蘭卡),甚至有兩艘探險船抵達東非海岸,帶回了長頸鹿和象牙。
文化上,新趙推行“和而不同”的政策:官方文書使用漢字,但允許民間使用簡化字和標點;儒學仍是正統,但增設算術、航海、外國語等實用學科;佛教、道教與神道教共存。
京都成為當時東亞最開放的國際都市,阿拉伯商人、印度僧侶、高麗工匠在此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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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上,兩個政權隔海對峙。大趙在山東、江浙沿海修建了一系列烽火臺和海防城堡,號稱“東海長城”;新趙則發展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水師,其“神火艦”裝備了早期火炮和火藥箭。
兩國雖未爆發全面戰爭,但小規模沖突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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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紀初,大趙皇朝的矛盾終于總爆發。
公元1105年,黃河在潼關決口,淹沒中原三州十六縣,百萬災民流離失所。朝廷賑災不力,貪腐橫行,各地民變四起。此時,北方女真族崛起,建立金國,連續擊敗契丹,兵鋒直指大趙邊境。
危難之際,一位寒門出身的將領登上歷史舞臺——劉裕。他祖籍彭城,少年從軍,因在西北邊境屢立戰功,四十歲時已官至北府軍都指揮使,掌握大趙最精銳的十萬邊防軍。
公元1107年冬,朝廷為籌軍費對抗女真,下令加征“北防稅”,甚至克扣邊軍糧餉。北府軍士兵三月未發軍餉,怨聲載道。是年臘月,劉裕在太原召集將領密議,決意“清君側”。
公元1108年正月十六,北府軍兵變。劉裕發布《討逆檄文》,列舉朝廷十二大罪狀,率軍南下。由于大趙禁軍久疏戰陣,北府軍一路勢如破竹,三月即抵洛陽城下。
圍城期間,城內發生饑荒,守軍倒戈。三月二十八,洛陽城破。惠宗之孫趙煦(此時已繼位為恭宗)自焚于宮中,大趙皇朝歷經192年,至此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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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08年秋,劉裕在汴梁登基,定國號為“宋”,年號開熙,史稱宋太祖。他吸取大趙教訓,推行一系列改革:
政治上,強化中央集權但精簡機構,設“政事堂”總攬朝政,廢除大量冗官;經濟上,推行“方田均稅法”,抑制土地兼并,鼓勵工商業;軍事上,改府兵制為募兵制,重點發展水師以防新趙。
尤為重要的是,劉裕打破了大趙的保守傳統,重新開放海禁。他在泉州、廣州設立“市舶總司”,組建皇家商隊,主動與南洋諸國貿易。
同時,宋廷與新趙展開有限度的交往——盡管雙方互不承認正統地位,但民間貿易和文化交流逐漸恢復。
與此同時,海峽對岸的新趙也進入全盛時期。在位的世宗趙弘(趙晟曾孫)是一位開明君主,他推行“弘化新政”:設立國立航海學院,系統培養航海人才;改進火藥配方,造出射程達三百步的青銅火炮;與高麗、琉球組成“東海盟約”,形成貿易共同體。
公元1112年,新趙探險船隊完成了一項壯舉:六艘大船組成的“扶桑艦隊”歷時兩年,沿琉球、呂宋、婆羅洲、爪哇航線,橫渡印度洋,繞行非洲好望角,最終抵達大食(阿拉伯)的巴士拉港。
返航時,他們帶回了阿拉伯最新的天文儀器、數學著作和歐洲的玻璃制造技術。這次航行被新趙史官稱為“西海大航”,比原世界歷史中的鄭和下西洋早了近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