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李廠長那番既帶著警告又包含默許,甚至隱含著期待的支持,籠罩在“醒樺服務社”構想之上的那層無形壓力仿佛瞬間減輕了許多。事情推進的速度,如同解開了纜繩的小船,順著開始轉向的風,明顯快了起來。
然而,這“快”也只是相對而言。在這個凡事講究程序、層層審批的年代,任何一個新事物的落地,都免不了一番奔波與磨礪。接下來的幾天,陳醒帶著于莉和閻埠貴,幾乎跑斷了腿,將北平城冬末春初那依舊料峭的寒風灌了滿腹。
閻埠貴這次可謂是找到了施展畢生所學的舞臺,將他那份“文化人”的考究和“老學究”的執拗發揮得淋漓盡致。他那間堆滿雜物的小屋,徹夜亮著昏黃的燈光。他伏在案頭,鼻梁上架著那副用膠布纏了又纏的眼鏡,對著幾張珍貴的稿紙,逐字逐句地推敲、打磨。那份《醒樺服務社章程》,他反復修改了十幾稿,既要規避可能引發爭議的詞匯,如過分強調“股份”、“分紅”,而是巧妙地替換為“勞動貢獻記錄”、“年度效益共享”,又要最大限度地嵌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等體現靈活性的核心訴求?!督洜I范圍說明》被他寫得既寬泛又具體,涵蓋了“日用五金制品加工修理”、“廢舊物資綜合利用”、“職工及家屬生活服務”、“文化娛樂活動輔助管理”等看似平常卻留有充分余地的項目?!稄臉I人員情況登記表》則詳細列明了每個人的家庭成分、原工作單位(或待業)、納入服務社的原因,著重強調了“安置職工家屬”、“解決就業困難”的社會效益。每一份文件,他都力求用語規范,引用的政策依據(哪怕是模糊的社論精神)都標注清楚,格式工整,仿佛這不是一份創業文件,而是一份需要流傳后世的嚴謹學術報告。
“一字千金,一字千金啊!”閻埠貴常常一邊呵著凍僵的手,一邊對幫忙謄寫的閻解成絮叨,“這章程就是咱們的‘根本大法’,一個詞用錯了,可能就是滅頂之災!你看這里,‘接受上級主管部門指導監督’,這‘上級主管部門’就很有講究,可以是廠里,也可以是街道,留了余地。還有這里,‘利潤分配需預留不少于百分之三十作為集體發展基金’,這既符合集體經濟的普遍原則,也限制了過度分紅,顯得咱們不是光盯著錢……”
于莉則展現了與閻埠貴不同的另一種能力。她負責跑街道辦事處這一層。面對那些習慣了按部就班、對各種“新事物”本能抱有警惕的街道干部,于莉沒有急躁,更沒有空談理想。她總是帶著得體的微笑,穿著那身漿洗得干干凈凈的灰色罩衣,將一份份閻埠貴精心準備的文書清晰地呈上,然后用最樸實、最接地氣的語言,闡述“醒樺服務社”能給他們街道帶來什么實實在在的好處。
“王主任,您看,我們這服務社一辦起來,首先就能解決咱們街道轄區內,像秦淮茹這樣的好幾戶困難家屬的就業問題,她們有了穩定收入,家庭矛盾少了,咱們街道的維穩壓力是不是也小了?”
“李干事,我們計劃在活動中心旁邊,再開一個窗口,專門為附近居民提供換鍋底、修農具、縫補這類小服務,收費絕對公道,這不也是方便群眾,響應上級號召為民辦實事嗎?”
“我們所有的經營,都在軋鋼廠和咱們街道的眼皮子底下,絕對合法合規,有什么問題,我們第一時間向街道匯報。”
她態度不卑不亢,理由充分實在,既點明了服務社的社會效益,又巧妙地將街道放在了“指導監督”的位置上,滿足了基層管理者的權責感和安全感。幾番溝通下來,原本有些推諉的街道干部,態度也漸漸緩和,甚至開始幫忙出主意,如何在匯報材料中更好地體現“街道支持集體經濟探索”的亮點。于莉用她的耐心和務實,為服務社贏得了一道重要的基層屏障和不少同情分。
而最關鍵、也是最硬的一仗,則是在區的工商管理部門。這個機構在此時掌握著對各類經濟實體“定性”和“放行”的大權,帶著濃重的計劃經濟末期的色彩,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情況并不罕見。陳醒知道,這一關,必須他親自出馬。
他選擇了獨自前往。帶上所有準備齊全的文件,以及那份蓋著軋鋼廠鮮紅公章、措辭嚴謹的《情況說明》,更重要的是,懷揣著李廠長那句“必要時可以打招呼”的底氣。接待他的一位姓王的科長,約莫四十多歲,穿著藍色的中山裝,臉色嚴肅,坐在堆滿文件的辦公桌后,透著一股長期審批工作養成的審慎和疲憊。
陳醒沒有急于遞上材料,更沒有一上來就提李廠長的關系。他先是禮貌地自我介紹,然后清晰地說明了來意,將一摞整理得井井有條的文件輕輕放在對方面前。
王科長拿起文件,粗略地翻看著,眉頭習慣性地蹙起。“‘醒樺服務社’?這個名字……沒聽說過這種類型啊。你們這算是集體企業?還是合作組織?性質有點模糊。”他抬起眼,目光銳利地掃過陳醒,“而且,涉及到廠內職工和家屬,這人事關系怎么算?經營范圍和方式,跟現有的供銷社、合作社有沒有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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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撲面而來。陳醒深吸一口氣,神色坦然,語氣誠懇而沉穩,開始了他的“陳述”:
“王科長,您問的都非常關鍵。請允許我向您詳細匯報一下我們這個服務社的實際情況和初衷。”他沒有被對方的嚴肅嚇倒,反而更加條理清晰。
“首先,我們完全依托于紅星軋鋼廠,是在廠領導認識到職工家屬就業困難和豐富職工業余文化生活需求后,支持下進行的內部改革探索??梢岳斫鉃椤畯S辦大集體’的一種新形式,人事關系上,主要還是依托廠里管理,我們負責工作安排和報酬發放?!?/p>
“其次,我們的經營范圍,主要立足于服務廠內職工和周邊社區,做的是拾遺補缺的工作。比如利用廠里的邊角料生產一些燈架、收音機外殼,比如搞個小食堂改善伙食,比如開放閱覽室。這些,與面向全社會的供銷社、國營商店在定位和規模上都有明顯區別,不存在沖突,反而是有益的補充?!?/p>
“最重要的是,王科長,”陳醒身體微微前傾,目光真誠地看著對方,“我們這是在響應中央‘搞活經濟’、‘探索新路’的號召,是在微觀層面進行實踐。我們自負盈虧,不用國家投資一分錢,還能安置就業,創造稅收,方便群眾。這難道不正是目前政策鼓勵的方向嗎?我們所有的活動,都嚴格遵守法律法規,賬目公開透明,接受廠里和街道,當然也包括貴單位在內的多方監督。我們是想在規則的框架內,摸索一條既能解決實際問題,又能為更大范圍的改革提供參考的經驗?!?/p>
他頓了頓,最后才看似不經意地補充了一句:“我們軋鋼廠的李廠長,對這件事也非常重視,認為這是我們廠在剝離社會職能、探索廠辦集體企業改革方面的一次有益嘗試,特意囑咐我,要把情況向貴單位匯報清楚,爭取領導的支持和指導?!?/p>
他沒有直接要求“關照”,而是將李廠長的關注轉化為對“改革嘗試”的重視,將工商部門放在了“指導”和“把關”的高度。
王科長靜靜地聽著,手指在《章程》的某一頁上輕輕敲擊,臉上的嚴肅漸漸被一種深思所取代。他重新拿起文件,更加仔細地翻閱起來,特別是關于經營范圍、管理制度和分配原則的部分。他偶爾會打斷陳醒,詢問一兩個細節,陳醒都對答如流,解釋得合情合理。
辦公室里安靜下來,只有文件翻動的沙沙聲。窗外的陽光移動著,在斑駁的地面上投下變化的光影。陳醒的心也微微懸著,他知道,成敗就在此一舉。